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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們對自己的傷害，將更甚於當初憂懼預想的傷害。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治療帶來的痛苦可能比病痛本身更厲害。那些極權主義政權，當初自詡針砭矯正資產階級社會及其缺失，卻導致了一個比他們想要對抗的更加危險的世界。

　　思索關於當前西方民主國家面對「文明的衝突」所應採取的態度。

　　在本國領土以外，如何在回應恐怖主義之時不要出兵國外、投入不成比例且毫無效率的軍事行動濫用武力（如伊拉克戰爭之例所示）？ 在本國境內，當面對一些人們認為是傷及民主價值之事件時，如何不以那種只不過是無包容性的同義詞之「嚴正態度」來面對？

　　面對危險之時，既不放棄也不對太過於理想樂觀將人性天使化的想法有所讓步，西方民主國家應該要警醒莫被恐懼牽著走而過度反應。最終導致民主國家也陷入野蠻之中，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且甚至是已然發生了」。重大課題在於：一方面，在堅守民主價值理念的同時，莫要喪失民主精神之本心；另一方面，避免在「這個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隨手可得、可能危及人類存亡的時代」的衝突中火上澆油。

　　為了討論這些敏感問題，托多洛夫運用了其對於文化史與思想史之認識，著作了一本傑出論述，以哲學、人類學、政治學等不同學門方法與對時事之批判觀察交織，在古今之間來回反覆檢視。這是一本真正用來理解當前世界重大課題的「工具書」。
 

作者簡介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

　　是享譽國際的學者、評論家、史學家、哲學家，曾於法國與美國多所知名大學執教，同時也是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之研究指導者。

　　著作等身，其中《惡的記憶、善的誘惑》Mémoire du Mal, tentation du Bien（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0年）、《責任義務與甜美滋味—掮客的一生》Devoirs et délices : une vie de passeur（法國Seuil出版社：2002年）、《世界性的新失序狀態》Le Nouveau Désordre mondial（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3年）、《絕對的探險家們》Les Aventuriers de l'absolu （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5年）、《啟蒙時代精神》L'Esprit des Lumières （法國Robert Laffont出版社：2006年）、《岌岌可危的文學》La Littérature en péril （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2007年）、《野蠻人的恐懼》La peur des barbares  ( 法國Robert Laffont 出版社 : 2008年)、《藝術家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rtiste（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2017年）。

　　生平

　　茨維坦•托多洛夫，一九三九年三月一日出生於保加利亞首都索菲亞，一九六三年來到巴黎，一九六六年取得心理學博士學位，並於一九七三年取得法國國籍。生前自一九六八年起為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榮譽研究指導者，一九八三至八七年間，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聯合之藝術與語言研究中心主任。

　　托多洛夫起初為文學理論家，自一九八O年代起投入思想史、歷史記憶以及在歷史框架下相對於他人之歷史記憶的問題，廣及如西班牙人對於墨西哥之征服、或極權主義國家之集中營等。托多洛夫首先於翻譯俄羅斯形式主義者之作品時嶄露頭角（一九六五年），對於現代詩學之推廣有卓著貢獻，其論著《文學與意義》Littérature et signification使他成為復興修辭學之前鋒；在《奇幻文學導論》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fantastique（一九七O年出版）一書中對於此一類別之文學進行析論。同時他也於一九七O年與法國文學理論家及評論家傑哈•簡奈特Gérard Genette一起創立了期刊《詩學》Poétique。

　　托多洛夫傳世的主要貢獻在於個別差異性方面，尤其是特別關注歐洲人文主義者對於「我群」與「他群」間問題的討論，範圍涵蓋歐洲發現新大陸時、殖民擴張過程中、或是二十世紀等諸歷史時期，以及關於歷史記憶的問題。他是位獨立、不涉政黨之民主體制捍衛者，在二OO九年出版的《人類的傑作》La Signature humaine論文選集中，他提到自己對於自由民主體制中間道路之堅持，他認為必須要批評「以民主理想本身為名義」，並寫道：「我們必須當心兩個極端：選擇這條中間道路並沒有什麼好羞恥的。」

譯者簡介

許惇純

　　許惇純，成大歷史畢業，以教育部公費留法專研文化資產保存歷史城區再利用之政策與案例。返國後投身博物館及文化資產相關研究與規劃，參與多項專案；近年多與法國學術領域合作翻譯及研究工作。譯有《文明史綱》（廣場出版）。

　　托多洛夫對於社會共同生活的分析奠基於人類學與歷史學兩種方法論之上，其對人文主義史的研究，彰顯了盧梭、孟德斯鳩、蒙田、班傑明•康斯坦與雅克•卡佐特Jacques Cazotte等人作品之價值。並曾任照顧支持酷刑受難者與政治迫害受難者的普里莫•李維中心Centre Primo Levi後援會之成員，以及二OO四年十一月潔曼•緹昂協會Association Germaine Tillion創立時之主席。

　　他的最後一部論著《藝術家的勝利》Le Triomphe de l'artiste回應了他自己的生平（執著俄羅斯文化的父親、與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共產國家保加利亞的童年）。於其辭世後不久出版的《革命與藝術家：俄羅斯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一年》La révolution et les artistes. Russie : 1917-1941 （法國Flammarion出版社：二O一七年），則論述在蘇維埃體制下藝術家們與史達林政權的對抗，其中特別專注於講述畫家馬列維奇Kasimir Malevitch與作家薩米爾欽Ievgueni Zamiatine這兩位希望藝術獨立不受任何意識型態限制的藝術家之例。

　　托多洛夫於二O一七年二月十七日因一神經退化性疾病逝於法國巴黎，[享年七十七]。

　　得獎紀錄
　　•    一九九八年：《班傑明•康斯坦：民主的熱情》Benjamin Constant : la passion démocratique 獲得歐洲查理•菲榮論文獎Prix européen de l'essai Charles Veillon。
　　•    二OO一年：榮獲法國法蘭西學術院拉布魯耶哲學獎Prix La Bruyère。
　　•    二OO八年：榮獲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女親王獎Prix Princesse des Asturies（社會學科）。
　　•    二O一一年：法蘭西學術院文學評論獎
榮銜
　　•    一九九O年：比利時列日大學Université de Liège名譽博士。
　　•    二OO六年：比利時皇家學術院文學、道德與政治學中心準院士。

 

試讀 1

「恐懼的國家」的過度反應，或者他們瞄準想要剷除之惡為目標，依據是發生在他們自己國土上或是發生在他國，而有兩種手段。在他國：毫不遲疑地以武力回擊，動用不成比例的大規模軍備人力發動戰爭，來回應幾個人身攻擊的行為。美國就是此種反應的典型代表，自從二OO一年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就直接進軍或是鼓動他國出兵阿富汗、伊拉克和黎巴嫩等國。歐盟國家大致上跟隨美國的政策，但心不甘情不願、嘟嘟囔囔、拖拖拉拉。在這些直接的軍事行動以外，還有所謂「反恐戰」的配套，造成許多非法關押和酷刑凌虐事件，諸如今日很具代表性的[古巴東南沿岸美國海軍基地]關塔那摩灣拘押營、[伊拉克巴格達]阿布格萊布監獄、[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等這些名字背後所揭露的事實。

然而，此種政策導致雙重的失敗：使敵人更強大，而我們，更弱。首先，因為這些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所要回應報復的，是個人的攻擊行為，並非國家所為（沒錯這些人曾有一度受到掌權的塔利班份子所保護）；但個人攻擊並不是大規模轟炸或派軍佔領可以解決的。而且，還因為此處涉及的是由羞辱衍生而出的一種怨恨和一種報復行為，而讓該國再次遭受軍事挫敗並不會消弭這種恐懼—且恰得其反。美國軍隊或其盟軍可以摧毀敵軍，卻只會更加深人民的怨恨；人民的怨恨才是那些攻擊事件真正的源頭。酷刑折磨更是滋養了報仇之心。那些發動反西方攻擊事件的人，認為他們熱血激昂的情緒是正當的，且他們的想法是正確的；然而，三百五十年前[法國哲學家、數學家]巴斯卡說過：「暴力與真相，誰也奈何不了誰」。另一方面來說，此種政策正自內部摧毀西方世界，為了捍衛我們所珍惜的民主價值，我們被迫要做出背棄民主價值的事！如果必須變得跟敵人一樣醜惡猙獰才能戰勝他，那麼勝利有何可喜？

「毫無禁忌不擇手段」的打擊恐怖份子，反恐人士就開始與原先想要對付的恐怖份子沒什麼兩樣了。此外，全世界的恐怖份子都相信自己是反恐人士，只不過是在報復前仇舊怨而已。他們不是唯一這樣想的人：人們總是可以毫無困難地找到一個先前的暴力事件，來合理化現在的動武行為。然而冤冤相報何時了，戰爭將永不止息。